已经用砖保护起来的明秦王府城墙遗址
对现在的西安人来说，“新城”这个地名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新城区”，即西安“城三区”中的一个；一种指今陕西省政府所在地，即历史上所谓的“皇城”、“满城”和“红城”，在新城区管辖范围，区名即因辖区有此名胜而得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后面一种。
西安何曾“三称”新城？
“新城”不是一个新的地名。但是这个地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向来说法不一：有的主张“辛亥革命胜利后，拆除满城，将秦王府故城改名新城”，《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就持这种观点；有的主张“……明秦藩故城，清为满洲教场。民国初年辛亥之役毁于火，十年冯玉祥督陕，重建新城恢复旧观”，上世纪30年代的《西京指南》）就持这种观点；还有的主张“1926年庆祝西安解围改称红城，翌年迁入陕西省政府，改称新城”，如《西安通览》就是这样认为。不过无论这些说法分歧再大，对与不对，总之都没出“民国前期”这个范围，也就是说，大家都倾向于它是“民国前期”出现的，不会再早。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武伯纶先生《古城集》的《古城拾零》（十），认为西安历史上“称‘新城’共三次”，也就是说，三次出现过“新城”的叫法：第一次在唐末，第二次在清代，第三次就是民国这一次。民国暂且不说，前两次所依据的史料，一个是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新城天佑元年（904年）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南闭朱雀门，又闭延禧、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的记载，一个是民国毛昌杰《君子馆日记》中“新城即旧皇城明藩故址……今于右任执政，深恶‘皇’字，易为‘红’城。”其中满城曾称“新城”，于史无据，唐末的“改造唐皇城”，也不便和现在的“新城”拽扯在一起。原因是清代的“满城”也罢，民国的“红城”也好，都在现在新城这块地方，而唐末这“新城”，却是唐长安城除过宫城和外郭城以外的“子城”部分，即一般所说的“皇城”，事实上却比现在的“新城”大得多。这从《唐代长安词典》所说的：“皇城是唐中央统治机构的所在地……现西安市的南城墙，由西向东至开通巷附近，西城墙由西向北至玉祥门处，就是唐长安皇城南城垣与西城垣的遗存”看，就会有个大致的判断。因此，正如“满城”和“红城”不能等同“西安”代表西安一样，唐“皇城”也未必等同今之“新城”代表新城。西安不是新城，新城也不是西安，除唐末“新城”而外，后面的西安和新城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谁也不能代表谁，谁也不能替代谁，说西安历史上曾三次出现过“新城”的名称，勉强可以（如果证据确凿），但要说西安历史上曾“三称”新城，则有点概念不清，逻辑混乱了。
正在进行保护的明秦王府城墙遗址被高楼包围
谁手里改的“新城”？
不言而喻，这显然是指“民国前期”的这次。按现在一般的说法，这个“新城”是从“红城”改过来的，而“红城”按《西安市志》《新城区志》的说法，又是“围城”之后，即1927年1月于右任主持的陕西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由“皇城”改过来的。“皇城”之改“红城”，与政治风云有关，“红城”之改“新城”，也与政治风云有关，说得再透彻一点，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有关，在“四·一二”政变，尤其冯玉祥6月转向之后。但是从1927年6月到1930年10月这段时间，于右任虽名义上一直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实际上因为冯部的排挤，他却始终没有到任，主席一职，长期是由冯部石敬亭等若干人相继代理。其中，石敬亭从1927年7月代理到1927年11月（据《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其确切时间为1927年7月18日~1927年11月19日），宋哲元从1927年11月代理到1930年4月（1928年5月~6月，田雄飞又代理了一段），刘郁芬又从1930年4月代理到1930年10月杨虎城主陕，跟走马灯似的，“新城”到底是他们几个谁手里（或任中）改的呢？
现在一般都说是石敬亭，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也应该是这样。可是武先生《古城拾零》（十）竟说是刘郁芬任上改的。这不免也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和《西安通览》一样，《三秦历史文化词典》等许多工具书和史志著作，都坚持认为这事发生在1927年，区别仅在于，有的说是这一年的7月，如《西安市志》大事记称：“是月，陕西省政府由北院迁红城办公，改名新城。”有的说是这一年的10月，如《新城区志》大事记称：“是月，陕西省政府从北院（今西安市人民政府大院）迁至红城，并将红城改名新城。”所以1927年这个时间概念，应该没什么问题，而这一年无论7月，还是10月，都恰好是在石敬亭的任期。何况宋伯鲁所书《陕西新城记》，就是1927年11月为石敬亭起草的，其中明确提到改名之事及其缘由；而先生此文所引毛昌杰《君子馆日记》记载此事的时间为1927年1月20日，也正好和这个时间吻合。先生这里肯定是因年代久远，错记了石、刘两人的任期，从而张冠李戴，误将此事写在刘郁芬的名下了。这也难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城拾零》毕竟是先生晚年的著作，先生年纪大了，偶或记错，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昔日明秦王府城墙遗址曾是新城广场鸽子的栖息地
“红城”何以改名“新城”？
前文说过，“皇城”改“红城”，是由于政治的缘故，“红城”改“新城”，同样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因为“红城”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四·一二”后，国共合作破裂，冯玉祥附蒋，象征革命的“红城”自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不过一般人只知道何时“红城”改的“新城”，或者说“新城”怎么来的，很少知道或很少想到去追究它的历史背景，更不知道，当时改“红城”为“新城”的时候，关于“新城”的取名，还有过一番争论。
据毛昌杰《君子馆日记》1927年11月20日记载:“新城即旧皇城明藩故址，故相沿有此称。今于右任执政，深恶‘皇’字，易为‘红’城。近人又易‘新’字，不知‘新城’乃旧时满城名，近执政者所不知也，即至细事，无不可叹，荆公、吕惠卿所为，不至如此也。”察其文意，看得出老先生似乎并不反对石敬亭的改名，只是觉得不该改用“新城”这个名字。因为在他看来，“新城”是“明藩故址”，清代满城也叫这个名字，当年于右任讨厌“皇”字的封建色彩，将它改名“红城”。民国是推翻满清建立的，现在再把它的名字改回去，又叫做“新城”，就不免有些数典忘祖、出卖民国的味道，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缺乏政治头脑，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实在是糊涂得不能再糊涂了。王安石、吕惠卿当年“变乱祖宗家法”，也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呀！毛先生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人，历任湖北知县、南京法治院参事、关中道尹和陕西督军、省长、省主席顾问，是民国西安知名学者，于右任、李元鼎等一代名流都出其门下，其日记所记多是些政府内幕。以他的人望和影响，遥想当时赞成或附和其观点的名绅大佬，一定不少，当时他们与执政当局的这场思想交锋也一定十分激烈。
但是石敬亭却不这样看，写《陕西新城记》的宋伯鲁一定也不这样看。他们一口咬定所改“新城”含义并非老先生所说的那样，而是此“新”非彼“新”，取《四书》中《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思，说“吾辈当维新之世，为革新之举”，其意义在“革故鼎新”。所以以石氏为首的陕政当局，并未因为一帮名绅大佬的反对而稍改其意志，收回改名“新城”的定见。其实想想也是。当时“红”对石敬亭们来说，已成为十分忌讳的字眼，去掉“红”字，就意味着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而国民党的省政府，驻在一个名字带有共产党色彩的地方，视听上也不伦不类。而《大学》“日新又新”的寓意，又确实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省府新设，要有新的气象，蕴意中性，于社会各方也都说得过去。所以，尽管现在有学者说这“不仅不是革新，而且是最大的倒退”（主要指政治上），当时的执政当局也还是坚持这样做了，历史也真的就这样走到了现在
（来源于《西安晚报》2010年9月5日第11版文化周刊西安地理栏目。文：王民权；图：尚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