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都，无论是其古称“长安”，还是其近名“西安”，都有一个共同的“安”字，这似在明示，在此处生活，安定，清平，可以无忧无虑。然而，至少在唐代便有人认为其实不然。一位在朝为官的顾姓老者，突然接到一位年轻诗人的拜帖，见其上书有“白居易”三字，便说，居长安，“不大易”。其原因，除了“长安米贵”外，可能还有官场险恶，门派森严等等原因罢。不论此番是调侃，还是说了真实，总是道出了生活在省城，乃至国都的艰辛。
此言不谬。衣食住行，人之生存的依赖。在古城，许久以来，吃水难，行路亦难。井中之水苦涩，委巷小路通行不便。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市民吃水仍靠有限的甜井之水，行路仍靠人力的三轮车……直到家家通上了自来水，条条街巷跑上了公交车，出租车……
脚力三轮车：便捷的出行
早些年，出行代步，有轿子，有木轮车，以大牲口（马、驴、骡或牛）驾辕。民国时期，在市区更有了黄包车。解放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更加快速、轻便的三轮车大行其道。虽然，仍是人力，但从速度上，体力的消耗上，较之黄包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其时，西安的三轮车编有号码，人员定车，以便管理、出车，并备有收据，其高约10.5—12厘米，宽约6.5厘米，内容有起止、行李件数、车费、车号、车夫、年月诸项，以紫色或红色戳记钤盖。拉客时，根据具体行止，予以填号，并加盖车夫印章。以下为数例1956年的收据：
7月9日 车号198 车夫陈文安 公安学院—五味十字 0.4元；
8月18日 车号0589 车夫董森荣 南关（汽车站）—五味十字 0.3元；
8月20日 车号1889 车夫武德明 广济街—火车站 0.4元；
8月31日 车号8494 车夫王□□ 解放路南口—火车站 0.2元；
9月13日 车号1226 车夫□□□ 西大街—火车站 0.2元；
10月26日 车号1891 车夫晁□明 商业厅—省食（品公）司 0.4元；
10月27日 车号1922 车夫王春生 南广济街—建国路 0.4元。
其时，陕西省食品公司位于南广济街116号。
1956年西安三轮车的一张收据
其时，公共汽车车票面额分为3分、6分、9分……从南广济街到火车站，即便有四、五站，也不会超过9分，以此相较，三轮车的车费贵于公共汽车站多矣。按当时一般干部、工人数十元的月薪，断不会因私乘坐。除非事出紧迫，如就医、赶车（火车、汽车），或是公务。上述票据便是从省食品公司所弃财务旧档中检出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曾经被报销的收据，车程的确是从公司到火车站，到汽车站。因此，三轮车价贵之贵矣，然而，“公家人”还多乘坐，且颇频繁，几乎天天乘坐。毕竟，其时，从广济街到南关汽车站，到建国路，到商业厅，是不直通公共汽车的。即便倒车，但为了赶时间，或行李多而不便，也就不得不求助于三轮车了。
人力架子车：沉重的甜水
常常有这样自豪的美誉响在耳边：八水绕长安。然而，城内的吃水事却困扰了市民数百年。八水不可谓不多，吃到嘴里才是硬道理。而城中之水多苦。虽然，从隋朝开始便开有龙首渠，分引浐水；开清明渠，分引皂水，到了明成化间又开通济渠，但仍无法满足市民的渴求。直到康熙年间，在西门瓮城内的东、北墙根先后掘出甜水井，才使得市民不再望水而叹。道光年间，长安知县胡兴仁在井旁立起一座“井养无穷”的石碑，不仅标志着民人不再熬煎吃水，甚至造就了一个新的职业：卖水。
贫民们在井边将水买下，以架子车等推到四城叫卖，甚至有人开起了茶铺，门前招幌大书“西门大井甜水”，以招徕客人。甜水对于市民如此重要，因甜水井的出现，那一片地区后被名为“甜水井”，确是“井养无穷”。
解放后，在西门外建起了水厂，入户的水龙头使市民更觉生活的甜蜜。因之有人回忆称，自此“人们的吃水问题才彻底解决了”（田克恭：《西安西大街》，载《西安文史资料》第4集）。这个结论要么是过于乐观、理想化了，要么是其所知不够全面。下面是一张西安市第一区委（址在开通巷）买甜水的收据。其高22厘米，宽6.5厘米，上墨书“送甜水二十二车，合人民币八万元（旧币）”，落款为“刘文献”，时在1953年元月9日。从收据上看，他住在西三路116号。
一张西安市第一区委（址在开通巷）买甜水的收据
细审此据，可知每车水为3636元，合今币约0.36元。当然，我们无法得知的是每车水的重量和盛水的容器。揆之情理，当是木桶。至于木桶的形制和容量，亦不可考。但清楚的是“刘文献”家住西三路，他到西门拉水后，再卖到开通巷，是一件并不轻松的力气活儿。
从上述可知，其时，一、自来水尚未通到开通巷，也就是意味着亦未通到城中东部或东南部的“支线”。否则，附近通水，区委是可以就近接用的；二、堂堂一个区委尚要坐等甜水，其他市民吃水情况可知。
再，在此据上有区委相关领导“刘廷瓒”的批字“甜水费内支”，可见“甜水”一项已列入财务的预算内了。对此区委如此，对其他区委亦然，可见甜水的费用在一个单位中的重要性。
另，在包括此据在内的所有报账凭证上均盖有“中共西安市委员会总务处核讫”朱印，这显示了当时的报账制度，即各项的开支须经过市委（区政府则须经过市政府）总务处的“核讫”，后才能报销。如果今天的财务制度如此，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之风便可得到遏制了。当然，“总务处”的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了。(张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