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内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日益深入，陕西军民（包括陕籍国民党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所重新认识和高度评价。八年抗战期间，陕西以不足千万人口，征兵员额超过百万，更有数十万三秦铁血健儿，肩负家乡父老的期望重托，东渡黄河、兵出潼关，顽强抵抗住了日军西进的兵锋，保卫了陕西及大西北，屏障了西南大后方，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战场上，陕籍军队战绩颇著，而牺牲亦巨，即如长达两年半的坚守中条山之役，孙蔚如部第四集团军历经11次战役，歼敌2万余人，自身伤亡也达2万多人，而隶属于第十四集团军九十八军，则在该役中不幸为敌包围，军长武士敏阵亡，全军伤亡殆尽。陕籍将士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建立的卓越功勋值得家乡人民永远铭记。
抗战期间，为了缅怀和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激发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多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亭、塔）及公墓，西安也在莲湖公园东门内矗立起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纪念碑（公墓）奠基及建成后，陕西各界每年都在纪念碑（公墓）前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直到抗战胜利。但遗憾的是，莲湖公园的这座纪念碑（公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安的学界及民间，要求重建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呼声日渐高涨。今年适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话题又被多次提起，其中自称“长安布衣”的王皓若先生，更发表文章诘问：陕西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哪里去了？疾呼有关部门及主政者，尽快恢复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标志性建筑。
据笔者了解，在为恢复纪念碑而呼喊奔走者当中，有年过古稀的耄耋老者，有声名颇著的文史专家，他们多年来执着不懈、不惮辛劳，利用一切机会建言政府、呼吁社会，为殉国烈士树碑著史，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正是受他们的感召，笔者近段时间特意关注了有关西安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的问题，收集了一些述及该纪念碑的有关文章，并从馆藏中查找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对照这些收集来的文章及原始档案材料，笔者惊讶地发现，相当多的文章中，由于其作者并不掌握第一手的可信资料，加之对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背景缺乏足够了解，因而在谈到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时，一些提法与观点难免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深切感到，有必要结合自己了解和掌握的相关资料，尽可能地将围绕西安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的几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说清楚。
话题一：西安莲湖公园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是否专为纪念陕籍抗战阵亡将士所建，或者说是否专为纪念参加中条山战役的第四集团军（主要由陕籍部队组成）阵亡将士所建？
从笔者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看，较早提出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是为了纪念参加“中条山保卫战”的第四集团军牺牲将士而专门修建这一说法的，有《立马中条》的作者张君祥老先生及孔从洲将军外孙张炎先生。张君祥先生在所著《三座抗日纪念碑》（西安市档案馆编印《西安抗战备忘》收录该文）文中“西安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一节称：“（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从建纪念碑的时间来看，正是抗日战争相持最艰苦的岁月；也是爱国名将孙蔚如率领第四集团军，固守中条山，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年。”“莲湖公园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建立纪念碑的时间，与第四集团军出中条山的时间相吻合，因而，多是为中条山保卫战中牺牲的将士所建立。”而张炎先生在其所著《也无风雨也无晴——外公孔从洲将军的传奇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亦称：“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地区运用游击战和阵地战，先后粉碎日军十一次‘扫荡’，守住了中条山，使敌人不敢西窥关中、南伺河洛。……1940年，西安城内也曾立过高9米的抗日将士纪念碑，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蒋鼎文等还撰写了碑文。在建国后，此碑已不复存在，而碑文尚在，其文所述也正是外公所在第四集团军中条山抗战近三年的证明：我军讨倭，寒暑三周……西京之市，莲湖之陬，春秋祭扫，以慰九幽。”此外，还有一些文章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王皓若先生，虽未直言该纪念碑为陕籍阵亡将士修建，但其吁请恢复的是我们“陕西”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目的是让陕西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可以自豪地向“家乡烈士”表达崇敬之意的地方，其言外之意，无疑已认定莲湖公园的纪念碑（公墓）是为陕西抗战阵亡将士而建。
目前在陕西及西安当地，支持上述说法的人还有不少，但这一说辞能否得到史料的印证？笔者查阅了西安市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
今年9月，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西安市档案馆公布了一组有关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及公墓的档案史料（见《西安档案》2015年第3期《关于西安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及纪念碑的几则史料》）,这些公开的档案显示：西安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址原定设于南院门广场，后经“陕西省各界抗战建国纪念大会筹备会”决议改设于莲湖公园；1938年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正午12时，陕西省各界在莲湖公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奠基典礼；1940年，西京市各界发起为汪逆夫妇铸造铁像暨为抗战阵亡将士建筑公墓运动，同年10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在莲湖公园落成，12月29日举行了落成祭奠仪式。同时，这些档案也表明，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系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而修建。如：1940年7月3日国民政府为转发《军事委员会七月冬日呈据政治部本年七月七日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办法五项》给陕西省党部、陕西省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的电报中，即有通令“全国各地建立阵亡将士纪念塔并扩大铸逆工作”要求；西京市各界为汪逆夫妇铸造铁像筹备委员会在1940年8月2日致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的公函中称：“查本市各界为反逆锄奸及崇敬抗战阵亡将士起见，特遵照中央指示发起为汪逆夫妇铸造铁像暨为抗战阵亡将士建筑公墓”；1947年4月29日西安市政府向陕西省政府报送有关抗战纪念碑亭照片及附记说明的代电则显示，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墓碑上镌刻的陕西省参议会议长宋联奎题词，标题即为“中国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题词”。
此外，笔者近日在西安市档案馆馆藏中，查阅到一份1939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给西京筹备委员会的训令（渝字第二八六号），可以佐证此前于1938年7月7日在莲湖公园举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同样是遵照“中央”指示而举行，纪念碑是为纪念“全体阵亡将士”而立。这件训令中转抄了《军事委员会上年（1938年）七月冬办四代电》（附图一），这里节录《代电》内容如下：“查本年七月七日为我抗战周年纪念日，除电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七月七日（双七节）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外，应请通饬全国（包含边区及沦陷区域）于七月七日追悼全体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全国各省、市、县、镇设立公共祭场，并须设备‘为抗战建国阵亡之无名将士及死难同胞之灵位'，于同日午前十时由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参加公祭；全国国民下半旗志哀，一律停止娱乐，素食一日；并须发动各宗教团体（佛、道、基督、回教等）举行祈祷或礼忏；同日正午十二时，全国各省、市、县、镇均须于适当地点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或‘抗日阵亡将士墓'，但在抗战期中，只请于‘双七'节日先举行隆重之奠基典礼。……（鄂）中正冬办四”。
由此可见，西安莲湖公园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的奠基及修建，从一开始就是在遵照“中央”指示进行，而不是地方自发所为，纪念的抗日阵亡将士也绝非局限于陕西一隅，仅凭纪念碑（公墓）落成时间与第三十四集团军撤出中条山时间凑巧“相吻合”，就断言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是为了纪念第三十四集团军中条山战役中牺牲将士而建，无疑是对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的一个非常大的曲解和误读。
话题二：西安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究竟应当怎样称呼，形状到底是什么样的？
笔者在文中一直以“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指代莲湖公园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建筑（主要原因是笔者在西安市档案馆查阅到的相关档案，多以“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抗战阵亡将士公墓”两名称呼这一纪念建筑），但关于这一纪念建筑的形制及称呼，目前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张君祥先生在《三座抗日纪念碑》中称其为“四棱主（柱）体”的“纪念碑“，但碑的南侧另有公墓；张炎先生在《也无风雨也无晴——外公孔从洲将军的传奇人生》中说是“9米高”的“纪念碑“；住在莲湖公园附近、自称多次见过该纪念建筑的石镜清先生称之为“纪念塔碑”，“总高5米”；知名学者宗鸣安先生所著《西安旧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又称其“抗日阵亡将士碑塔”，并附“碑塔”照片一帧，虽然不够清晰，但足可分辨出“碑塔”共三层，为上小下大的四棱柱体，且下有基座台阶，从“碑塔”与塔旁人物比例推测，高度约10米左右；曾长期供职于西安市档案馆和方志办的王民权先生则通过考证档案资料，称该建筑为“抗战烈士公墓”，墓前有“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碑高应在“8米上下”。如此纷杂的称谓和形状描述，究竟哪一种与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建筑能够名实相符？
首先，关于称谓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中央”所要求修筑的是什么样的纪念建筑。前面笔者已经提到，1938年7月2日军事委员会七月冬办四代电中，要求全国各地都要选择适当地点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或“抗日阵亡将士墓”（联系该代电前后内容，“抗日阵亡将士墓”，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坟墓”，应当是指类似于国外无名战士墓一类的纪念建筑），但在抗战期中，只请于‘双七'节日先举行隆重之奠基典礼，也就是说没有要求马上修建。不过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0年初，为声讨汪精卫及妻陈璧君投敌卖国行为，陪都重庆各界民众首先发起了捐款建造“抗战无名英雄墓及铸造汪逆夫妇长跪像”运动，并于3月29日举行了盛大的“建墓铸逆”开工典礼，随即“建墓铸逆”运动波及全国各地，1940年7月3日国民政府转发《军事委员会七月冬日呈据政治部本年七月七日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办法五项》的电报，就通令“全国各地建立阵亡将士纪念塔并扩大铸逆工作”。这电报中没有提1938年军事委会“七月冬办四代电”中要求举行奠基典礼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抗日阵亡将士墓”，而是提出了建立“阵亡将士纪念塔”，但笔者理解，这里的“塔”，应该是“碑”、“墓”、“ 塔”等各种纪念建筑的泛称，因为就在此后不久，西安莲湖公园的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就建成了，而全国不少地方也在这一时期，建筑了大量的纪念碑、纪念塔、公墓等。从西安市档案馆已公布的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的资料看，其建筑过程及标准可说完全符合“中央”要求。1938年7月7日正午12时举行奠基典礼，碑名初定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且奠基后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按照“中央”要求并未立即修建；1940年10月，随着全国“建墓铸逆”运动的开展，西安莲湖公园为抗战阵亡将士建筑的公墓落成,并在墓前安置了铸造汪精卫夫妇跪像，“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悄然变成了“抗战阵亡将士公墓”；落成后的抗战阵亡将士公墓也被公园的管理者称为“纪念塔”，笔者就在西安市档案馆民国档案中见到两件《莲湖公园整修计划》及附图，里面将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写作或标记为“纪念塔”。因此，从过往历史看，莲湖公园的这座纪念建筑，叫过“纪念碑”，叫过“公墓”，也叫过“纪念塔”，因此，我们今天无论使用其中的哪一个名称，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如前面提到的一些人，将其称作“塔碑”、“碑塔”也不算错；但其建成之时，墓碑刻有名称——“抗战阵亡将士公墓”（《西安档案》2015年第3期《关于西安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及纪念碑的几则史料》），这当然是这个纪念建筑最规范、最准确的名称了。
关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的形状问题，笔者反复查阅西安市档案馆馆藏，但可以提供参考的相关档案资料相当有限。主要有以下几件：（一）1947年4月29日西安市政府向陕西省政府呈报的有关抗战纪念碑亭照片及附记说明代电所附《西安市有关抗战之纪念碑、亭一览表》，其中涉及莲湖公园一项，“名称栏”填为“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内容情形栏”填写“四方碑、四面均有题词”。（二）1940年8月2日西京市各界为汪逆夫妇铸造铁像委员会在致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的公函称：“除公墓名称镌刻于墓之正面外，其他三面（每面高二公尺四寸、宽一公尺四寸），函请张主任委员、蒋主席、宋议长题辞以资表扬”。（三）1941年11月陕西省建设厅《整修革命莲湖暨建国三公园计划书》关于整修莲湖公园计划一节内有“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墓碑、碑台、台阶被炸受损）”之记载。（四）《西安市政府莲湖公园略图》（1946年5月绘制）（附图二）中，莲湖公园东门内圆形花圃中，标有两座相邻的“纪念塔”，其中西面一座四棱柱型塔，上小下大，塔身三段，塔体高大，为岳维峻纪念塔；相对较低较小、面对东门的一座，为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综合以上档案资料内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的外形轮廓：墓身（碑身）为高2.4米、宽1.4米的四棱柱型，四面均有题词；墓身(碑身)顶端有一球状饰物，墓身（碑身）下面是基座及台阶；整体形状亦碑亦塔，高度大约在4-5米之间；碑前还有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铸铁跪像。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在前面提到的众多关于对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的描述中，长期被人忽视的石镜清老人的描述应该更为靠谱一些；而收录在宗鸣安先生《西安旧事》书中，一直被认为是莲湖公园“抗日阵亡将士碑塔”的那幅照片，却实实在在误导了许多人。笔者也曾受宗鸣安先生那张照片的影响，在今年整理公布《关于西安莲湖公园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及纪念碑的几则史料》（《西安档案》2015年第3期）时，虽对其有过怀疑，但还是选用了这张照片做了配图，这是笔者工作不细致、考证不够扎实留下的一件憾事。经过与王民权先生共同对馆藏档案进行查证对比（民权先生在我市较早关注莲湖公园抗战公墓问题，并通过考证档案资料证明莲湖抗战公墓并非专为纪念中条山保卫战牺牲的陕西将士而建，但他也参考宗鸣安先生的照片对莲湖抗战公墓的形制做了一些值得商榷的推断），证实莲湖公园东门附近两座纪念碑中，高大且为三重、位置靠西一座，也就是宗鸣安照片中的那座纪念碑，确为1935年修建的岳维峻纪念塔（岳维峻，1883－1932年，陕西同州人，1931年3月与红军在双桥镇作战时战败被俘，1932年8月11日被杀，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而靠近公园东门、相对较低的那座纪念塔才是真正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公墓）。（作者：秦兵）
附图一：1939年5月17日国民政府抄发军事委员会上年（1938年）七月冬日办四代电
附图二：1946年5月绘制的《西安市政府莲湖公园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