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路在西安名头很响，甚至在全国也有相当的知名度，闻名遐迩的张学良公馆和高桂滋公馆就坐落在这条路旁，见证了“西安事变”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风云变换。除此以外，民国期间这里还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及社会显达住所猬集之地，有前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蒋鼎文的官邸，有马步青、冯钦哉、缪徵流、庞炳勋、孙连仲等文武大员的房产，连阎锡山在此地也置有房舍。解放后，建国路驻进了很多重要的党政机关，其南段西侧的“雍村”先后成为中共西北局机关及陕西省委机关的驻地，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省委才迁到了雁塔路，而如今省政协等机关依旧在这里办公。凡此种种，都使得建国路在西安人眼中显得有些不一般。
可即便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地方，如今对于其“建国路”一名的来历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今年国庆期间，一篇题为《今天是国庆节，咱来聊一聊西安名为“建国”的地方》的文章，在古城西安的微信圈广泛传播，这篇源自《西安晚报》官微的网文，历述建国路的过往今昔和繁盛兴衰，颇能吸引西安人的眼球，从文章的标题和发表时间看，很显然，作者是将建国路的名称起源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联系在了一起，而文章中也确切地说“建国路”是1952年由“小差市”改名而来；但关于“建国路”路名出现时间还有其他的说法，即如 2014年国庆节前夕，《西安晚报》曾刊载过一篇题为《建国路建国门原来叫啥名》的记者报道，就言之凿凿地称建国路取名于抗战期间（约在1944年前后）。同一家媒体，前后不过一年，在建国路路名始用时间的表述上，一个解放前、一个解放后，可说是相去甚远，到底谁说的更接近事实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建国路的“前世今身”说起。今天的建国路位于西安城墙内东南一隅，如果单就道路而言，其路北端与东大街垂直相接，南端穿过建国门与环城南路相交，长不足千米，宽约20米，如今已算不上通衢大道；如就行政区划而言，建国路地区还包含主干道路两侧及向东、西两边各自延伸出的五、六条小巷。时间前推，建国路所处地带属唐长安城的崇仁坊和胜业坊，毗邻兴庆宫，多为达官贵人府邸所在；明代此处有郃阳郡王朱镗府邸，王府曾筑有玄风桥以便通行，遂留下旋风桥遗址；辛亥革命后，西安在修筑东大街的同时，于大差市以东开辟了一段南北走向的路（即今建国路北段），当时以“玄风桥”为街名，但这条路与东大街交汇地带（今建国路、尚勤路与东大街什字），普通百姓早在清末即称之为小差市，因而在民国时期，这条路一段时间内又称为“小差市南路”或“小差市路”。如果把“小差市路”算作建国路的“前世”，那么，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小差市路”什么时候变成了今天的“建国路”？
这一问题其实缠杂了多年、争论了许久。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所举时间，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例如，我市已故著名文史专家田克恭在其《西安的建国路》（1986年《西安文史资料》第十辑）一文中就称，建国路原名“玄风桥”，西安解放后，这条路改名为“建国路”；《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西安市地名委、西安市民政局1986年编印）、《西安通览》（西安市地方志、西安市档案馆1993年编著）则称建国路清代称为小差市，1952年改现名。由于上述文章和书籍的编者，都是西安文史或方志方面的权威专家，建国路在解放后改用现名一说也为大多西安人所认同。但与之相对，曾长期供职于西安市档案馆、方志办的史志专家、文化学者王民权先生，则在十数年前即通过考证档案文献力证“建国路”抗战期间就已存在。他在《西安部分老街巷考证》（2005年西安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中所举例证主要来自西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包括：1947年10月西安市政府给陕西省政府报送的《陕西省西安市辖区一览表》中，第一区公所中有“建国路”之名；1947年3月西安市政府若干《铺筑煤渣路面工程预算书》，其中一件是“建国路南段”的；1946年10月西安市政府建设科的一份呈文中，有“建国路金家巷”等语；1944年6月1日《正报》报头下所刊社址，为“建国路信义巷16号”；此外西安解放前夕，中共陕西省地下党组织1949年1月编印的《陕情丛刊》之二——《西安各机关暨重要人物住址调查》中，多处出现“建国路”、“建国路某某巷”字样，等等。这些都是令人信服的原始档案依据。正因如此，民权先生的观点得到我市知名文化学者朱文杰、朱鸿等著文力挺。
笔者在西安市档案馆工作多年，亦曾数度在馆藏民国档案中见到“建国路”字样，这里摘录其中一件档案，或可增强民权先生论据之力度。这是一封卷存民国西安市政府全宗的信函，内容如下：
丹柏吾兄市长勋鉴：
拜启者：建国路路基甚坏，高下不平，一遇天雨，更形泥泞，非独车辆行驶颠簸，步行亦感不便。方今市政，正在吾兄亟谋建设改善之下，敢抒所见，祈能分神令饬工务局即将该路重加整修，以利通行。盼幸盼幸。专布。顺颂勋祺。
高桂滋
曾潜英 拜启
王友直
陈固亭
三月十一日
很显然，这是一封写给时任西安市市长张丹柏要求整修建国路的信函。信函收于1947年3月13日，上面还有张丹柏两条喻示：“即计划修筑煤渣路面，建设科办”;“此路提前修筑”。信函中不但出现了“建国路”，更有意思的是落款四个人，个个来头不小。高桂滋，曾任八十四师师长，十七军军长，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被拘押软禁高桂滋公馆住了11天，前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祝绍周亦曾借用高公馆为寓所；陈固亭，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监察委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处长,1949年冬去台湾后，出任“监察院委员”，其寓所为建国路丰阜里前街8号；曾潜英，曾任第三十四集团军高参，第三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将参谋长；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王友直，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寓所建国路信义巷29号，在此信仅仅寄出3个月之后，王友直即接替张丹柏任升格为行政院院辖市的西安市市长，成为民国时期西安市最后一任市长，他信里要求修的路很可能要由自己去修了。
关于建国路命名的进一步确切时间，民权先生推断为1944年6月至1943年5月，其依据是他本人发现的最早出现“建国路”字样的档案文献为1944年6月1日的《正报》，其报头下所刊社址为“建国路信义巷16号”，说明至迟1944年6月已有建国路无疑；而西安市档案馆民国档案中，一件1943年5月4日陕西省西安市政处给陕西省政府的呈文中，有“案查本处前赍《修筑小差市南路金家巷至仁寿里巷口碎石马路预算表》一纸”等语，说明至少1943年5月，该路段仍称“小差市南路”，而不叫“建国路”。但这一推断目前看并不准确，因为笔者在西安市档案馆馆藏陕西省西安市政处档案中，看到两件出现“建国路”称谓时间更早的档案，其中一件为王子和等人给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的呈文，收文日期为1943年3月12日，其内容如下：
具呈人住户民人王子和、李登林、魏善夫年不同岁，及附户二十余家等，住本市建国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号，因交通不便，拟修坡道而便出入事。民等住居建国路南头路旁之大坑内，地基低下，交通不便，如遇天雨，更感困难，于是集议拟由此坑之东北隅、缘坑之东坎边，暂修数尺宽之小坡道，以利交通而便出人。可否之处，未敢擅专，理合备文呈请，肯祈核示！袛遵。实为德便。
谨呈
西安市政处工务局
王子和
民人 李登林
魏善夫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 日
另一件档案为1943年4月3日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经过实地查勘后绘制的《西安市政处工务局查勘修缮工程地点概图》——《王子和拟修小坡道图》，图中清楚标注出了“建国路”，并对“建国路”做了如下注解：“即玄风桥，尚勤路南段”。细查这两件档案，王子和给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的呈文中，建国路及门牌号清清楚楚，呈文时（1943年3月）已有“建国路”毫无疑问；而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的查勘工程图上为“建国路”专门做注，则有可能是该路名启用时间不久，制图者担心要呈报情况的上级可能不清楚这一点，故有意为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疑问，既然1943年3月以前，这条路就改称“建国路”了，那么如何解释民权先生所说的1943年5月4日西安市政处给陕西省政府的呈文，在“案查本处前赍《修筑小差市南路金家巷至仁寿里巷口碎石马路预算表》一纸”语句中，还有“小差市南路”字样？笔者认为，关键就在句中“前赍”二字，“前赍”系指“此前呈报”，就是说西安市政处的预算表是以前报送的，所说的工程名称也是以前起的，至于“以前”到什么时间，可能是1日前，可能是1月前，也可能是累月经年，因此绝不能说呈文的时候，这条路的名字没有发生变化。此外，因这条路当时修筑时存在质量问题，直到西安市政府成立后的1945、1946年，政府还在与承包工程的公司打官司，涉讼的工程路段也一直叫“小差市南路”，并未换做其他名称。因此1943年3月以前西安已有“建国路”毫无疑问。
那么，“建国路”最早可能出现在何时？笔者在西安市档案馆民国档案中，见到一张1939年5月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绘制的《西京市现有道路交通图》，从中可以看出，其时这条路还叫“小差市南路”，可以肯定，“建国路”的出现不会早于这个时间。通过缩小范围继续查找，终于在民国时期西安市政处工务局全宗中找到了两件档案，分别为1942年4月10日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编绘的《小差市金家巷口至东大街口煤渣路纵横断面图及土方表》和1942年4月30日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编绘的《小差市金家巷口至东大街口煤渣路预算表》，这两件档案表明，直到1942年4月，官方仍在使用“小差市”这个名称；而在民国时期西安市政府社会科档案中，保存了一组有关西京市玄风桥制刷生产合作社成立登记备案的档案，其中该社向陕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申请登记的呈文中，落款时间为“民国卅一年九月二十日（1942年9月20日）”，开会成立的地点及社址均为“玄风桥信义巷九号”，可见这一时期，该地尚未冠以“建国路”名号。由此，可基本推定建国路的命名时间，当在1942年9月到1943年3月之间。
说到建国路，就不能不说建国门。建国门是西安城墙南城墙最东一门，为南城七门之一。现在一般认为建国门因建国路而得名，总体讲应当不算错，但关于建国门什么时间命名，说法并不统一。例如，前面提到的《建国路建国门原来叫啥名》文章就说，建国门1944年以前叫“小差市”便门，1944年以后，改名为建国门；还有观点认为，1969年在建国路南端城墙开交通豁口，同时取名建国门；而包括民权先生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认为，1985年建国路南端城墙豁口连接并券成三孔拱式城门洞，命名为建国门。其实要搞清建国门的历史及取名问题，也可以从档案文献中找到答案。
首先，关于“小差市”便门是否改为建国门。小差市防空便门的开辟，多少有些阴差阳错：据1939年4月19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第一二一次会议记录载，为方便市民出城躲避日军飞机空袭，原定开辟五处防空便门，有柏树林、大差市、大油巷、西北三路、崇礼路等五处，并不包括小差市处。但大差市便门开辟因故搁浅，小差市便门却取而代之，个中原委，在1939年4月15日陕西省建设厅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公函中稍显端倪，该函称：“至小差市挖掘之一小部分，当时以大差市原勘定处被阻，为急于市民便于疏散故开辟于小差市，后以不合将来之市政整个计划，即行停止。该处缺口，拟俟大差市动工时饬工再为补修。”但及至抗战结束，大差市便门未开，小差市便门亦未封堵。而各处防空便门命名之事，除1939年底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函请命名南四府街、大差市（此处尚未动工）、崇礼路、西北三路等四处防空便门而为陕西省政府拒绝，南四府街后以特殊原因先后被命名为“井上将门”、“勿幕门”之外（相关档案资料见西安市档案馆2008年编《民国西安城墙档案史料选辑》），目前并未见到有其他防空便门命名的档案资料。另外，各处防空便门，通常以所对应街巷呼之，称为“某某便门”，小差市便门后来又被称为“玄风桥便门”，此名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还在使用，似与小差市路曾称“玄风桥街”有关。至于“小差市便门1944年以后改为建国门”一说，不知依据何来，笔者猜测，或许是因民权先生曾推断建国路得名于1944年前后，而有人牵强附会之。
其次，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交通敞口时是否取名。根据田克恭《西安的建国路》一文，建国路南端的防空便门，在抗战胜利后被封住。西安市档案馆馆藏记载，1966年西安市计划委员会以（66）计基字第47号文批准新开辟建国路城墙缺口一处（跨过城河与环城南路连通）；1967年西安市人民委员会以（67）会城基字43号文，批准市城建局为开辟建国路城墙缺口征用燎原公社五星生产大队的相关土地；其后，建国路南端城墙原防空便门处开辟了一个大豁口，并在城河上建起了能行汽车的大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个豁口，压根就没有城门，自然也谈不上命名城门了。
再次，关于建国门命名的准确时间。西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1985年7月4日，西安市环城建设委员会以西环建办（1985）025号文件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报送了《关于我市城墙门洞命名问题的报告》，提出建国路和文艺路两个豁口的劵洞工程已于去年（1984年）完成，其他豁口券洞工程也在积极进行，建议对环城各处的城门洞进行命名，其中建国路口的城洞命名为“建国门”。市政府对此报告高度重视，有关领导专门作出批示，并召集市民政局、市文物园林局等有关部门专门进行研究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我市城墙门洞命名问题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在市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中征求了意见。1986年3月23日，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以西环建办（1986）022号文件再次向市政府报送《关于我市城墙门洞命名问题的报告》，提出对建国门等17个城门洞的命名意见并得到批准。由此可见，1986年应该是建国门命名最为确切的时间。（秦兵）
1947年3月11日，高桂滋、曾潜英、王友直、陈固亭联名写给张丹柏要求整修建国路的信函
1943年3月，王子和等人为在建国路南段路旁大坑修建小坡道以便利交通给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的呈文（西安市档案馆馆藏最早出现“建国路”的档案）。
1943年4月3日西安市政处工务局绘制的《西安市政处工务局查勘修缮工程地点概图》——《王子和拟修小坡道图》，图中清楚标注出了“建国路”。
